ORIOL PAULO | 愛與黑暗的邊緣

導演Paulo 的故事總是情節百轉千回,結局出人意料。在“反轉”的表相之下,他想探討的是“愛”與“死亡”的終極話題,生來樂觀,他才能一再探尋人性的黑暗邊緣,記錄下命運的一聲嘆息。

ORIOL PAULO | 愛與黑暗的邊緣

ORIOL PAULO

18歲的Oriol Paulo,在進入大學主修經濟學三個月后,鄭重地告訴父母自己打算退學:他無心成為什么經濟學家,一心想成為一個導演。那時他對將來還沒有任何具體的設想,不知道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,但眼下的每一天都形同煎熬,他只想解脫。他唯一能確定的是,自己喜歡看懸疑驚悚類的小說和電影,但他能以此為生嗎?父母極力勸他先取得經濟學的學位后再考慮電影夢,他還是堅持轉去了電影學院。

41歲時,Paulo憑他執導的第二部電影《看不見的客人(Contratiempo)》創下了西班牙電影在中國的最高票房紀錄,IMDb評分8.1 分,豆瓣評分8.8 分,位列TOP250 電影的第63 位。“反轉”“燒腦”成為他的標簽,這部作品也成為懸疑電影的新標桿。

2019 年,他執導的第三部電影《海市蜃樓(Mirage)》在中國公映。從當導演開始,他就想拍攝“懸疑三部曲”,討論有關“愛”與“死亡”的話題,從處女作《女尸疑案(El Cuerpo)》到《海市蜃樓》,這一系列終于完結。無論以怎樣的角度切入,又以怎樣的節奏和方式敘述,對人心深處黑暗的探索,不為任何困苦所阻擾的愛的力量,這種鮮明又痛楚的碰撞,才是他的故事被記住的根本緣由。

即使真實的生活中包含著種種殘酷的部分,Paulo仍然試著用更樂觀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。“有這么一個理論,如果導演或是編劇比較樂觀,他們會偏向于寫悲劇,而那些對世界報悲觀態度的人則更喜歡寫喜劇。我想,這是一個從現實中逃離的方式,我們總想擁有自己沒有的經歷。”

他覺得自己本質上是個樂觀主義者,生活中充滿快樂,所以才有勇氣去觀察人性的另一面,去探索那些黑暗的部分。“我也相信‘人性本善’,每一個嬰兒出生時都是自由的,只是經歷了一些變故,才被環境漸漸改變。”他所好奇的正是那些“改變”的發生和原委,那些曲折過程中人性的掙扎,想記錄下命運的一聲嘆息。

ORIOL PAULO | 愛與黑暗的邊緣

ORIOL PAULO

毫無顧忌 vs 嚴謹自洽

《海市蜃樓》的故事源于Paulo 的一段并不快樂的過往。五年前,他與當時的女友討論是否要一個孩子時,雙方起了爭執,就此分手。仿佛就在一夜之間,原本親密的愛人突然成了一個陌生人,而他滿心期待的孩子只是一個幻想的泡影。

他的第一稿故事采用的是一個尋找孩子的父親視角,可他發現無法繼續。“一旦開始寫劇本,我就很清楚地知道,我要把自己的經歷和這個故事間拉開距離。我試著把‘父親’的角色和自己重合,但那是個錯誤,這個故事應該由一個母親的角度來敘述。”

在他看來,生理特性決定了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會遠遠比一個男人強烈:“女性可以孕育生命而男人不行,所以她們和孩子之間的情感濃度會不同。”此外,把私人情感交織進創作是一件危險的事,“電影會變得危險,不那么有趣,甚至是無聊”。

生命中有一些痛楚經歷,即使時過境遷,以為已經邁過了那個坎兒,但借由創作的方式重訪過去,才會發現自己無法也根本不想重新置身于當時的情形里。《海市蜃樓》的劇本最初被擱置了一段時間,后來一共歷經13 稿,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時間。“我找到了訣竅,敘述的故事可以是你熟知的,情感也應該是真誠和誠實的,但那個人不需要是‘你’,你應該用一種毫無顧忌的方式去創作。”

主角的性別變更后,他邀請了自己在電影學院階段就認識的好友Lara Sendim一起寫劇本。“她比我更懂女性真實的心理,此外,我需要另一個人和我一起來審視這個故事。”Paulo 有許多顧問,比如一位身兼警察和作家雙重身份的朋友,又比如一位在大學教授科學的朋友,他們都會在第一時間讀到Paulo 最新完成的篇章,然后記下筆記。

“創作者難免會陷入主觀的角度,或者在海量的資料里失去判斷,所以我喜歡讓所有的朋友都在第一時間讀一讀劇本,指出他們覺得邏輯不恰或是專業細節上的錯誤,我總結后開始修改。”事實上,修改的結果往往是重寫。“如果十個人都猜到了結局,你可能需要重新審視一下劇本了。”

每次有了一個新的點子,Paulo 首先構思的是影片前5分鐘和最后5 分鐘的情節,然后再填充中間的部分。對于人物,他引用“九型人格”的理論(即以本能主導、思考主導和情感主導三個維度劃分并自由排列組合,形成九種不同的人格類型),在下筆前就捋清每一個主要角色的人格,之后的情節設計無論多復雜,都能遵循這一設定前行,避免“崩壞”。

他的靈感往往來自于真實的新聞故事。《海市蜃樓》中的部分情節來自他讀到的一則謀殺案報道,一個巴塞羅那的男人殺了他的妻子,碎尸后裝入手提箱投入大海,原因?不詳。“我試圖讓我的故事和現實有所關聯,但是有一個更健康的角度,我想用這種方式來討論我們生存的環境。”拍電影的過程讓他有化身科學家的快感,“可以對事實一一進行分析。”

從前他做剪報,現在他用手機記錄每天讀到的信息和冒出來的想法。“我是從2005 年開始動筆寫劇本的,每寫完一章,就會把所有相關的資料記錄存進電腦里。過去的五年里,差不多每周都會出一稿。”他曾經寫下兩條故事線:一個神秘的母親在酒店房間里等待一個男人,他的情人死了,他假扮無辜;另一條線,是兩個人殺了老夫妻的兒子,在死者父母的家里,兒子的手機響了起來。“這兩條線看似風馬牛不相及,但當我把它們交織在一起的時候,電影《看不見的客人》就有了雛形。”

ORIOL PAULO | 愛與黑暗的邊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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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和死亡的永恒主題

在Paulo 的前兩部作品中,情節的推動更多倚賴人物之間的對話,到《海市蜃樓》,則更偏向用鏡頭語言去推進故事的發展。“之前我更多運用話劇的概念去構建故事:對話引出故事,真相藏在詞句的細枝末梢里,語言是游戲的一部分,但《海市蜃樓》完全由情緒引導。”

三重平行世界交疊,“蝴蝶效應”引發人生軌跡的變更,這些元素在許多科幻片中都出現過,他也的確受到諾蘭等導演的啟迪:“比如《盜夢空間(Inception)》,在我看來它是很有風格的懸疑片,也有很強烈的情感因素,我喜歡他電影里那些精致的小細節,也試圖借鑒進我的作品里。”

Paulo還試圖引入希區柯克電影中的氣氛。小時候奶奶總是“逼”他看懸疑偵探小說和電影,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柯南·道爾和希區柯克是Paulo童年到少年時代的主角。

“十二三歲的時候,我幾乎每天深夜都躺在床上拼命翻書,迫不及待想讀到結局。拍電影的時候,我希望自己能回到當時看偵探小說的那種暢快感。”

“奶奶非常喜歡懸疑類的故事,其實她讓我看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人討論。有時她比我先看完,還會試探著問我:‘你覺得誰是真兇?’”Paulo 是長孫,自然成了孫輩中第一個可以閱讀、可以看電影的孩子。“挺幸運的,如果我弟弟比我年長的話,可能被追著看電影看書的人就換成了他。可以說,奶奶在某種程度上替我選了這條路。”

十五六歲的時候,Paulo第一次嘗試寫小說。“之前我和父母常常一起在歐洲各地旅行,也沒有特別詳細的計劃,走一站是一站,我就利用旅途的空閑時光寫作。”雖然他覺得15 歲時的嘗試根本算不上“作品”,但那是一個開始,他從短篇小說寫到劇本,十六七歲時還和高中同學一起拍了第一部微型電影。“那時只是憑一種熱情,還沒有想過以此為生。不過……事情就這么發生了。”

雖然阿加莎的故事發生在幾十年前的倫敦,但如今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重讀那些故事,都不會特別感到時間和地域的隔閡感。“她寫的是人的情感。雖然每個時代的觀點會有所變化,但愛仍然是愛,恐懼依然是恐懼。”Paulo 還不時翻閱那些歷史上的所謂“奇案”資料,為電影尋找新的靈感。“說是時過境遷,那些案件仍然讓人感到驚悚和悲哀,因為它們是人性最黑暗的記錄,究其根本,人總是逃不過‘愛’和‘死亡’這兩個母題。”

他的故事里充滿了各種暗示和線索,故事結構和細節鋪排方式,多少也受到少年時代閱讀和觀影的影響。“我希望觀眾可以像福爾摩斯一樣,找到他們看到的表面下所隱藏的真相。柯南·道爾擅用邏輯分析,阿加莎擅長情緒探索,但故事里所有的關鍵情節都有關人心,由人物的性格衍生而來。”

許多導演到剪輯階段都會格外焦慮,Paulo卻選擇徹底放手。“剪輯是個痛苦的過程,但也是電影最終收尾成型的階段,所以剪輯室對我們而言簡直像一座教堂,有宗教的神圣感。我的劇本本身已經非常復雜,就像一整塊拼圖或者說是一座紙牌屋,不能輕易取走其中任何一張牌,不然整個結構會崩塌。從這個角度而言,在剪輯階段壓力反而不那么大。”

他也希望剪輯師能帶來更多驚喜。“團隊里的每個人都能盡自己的全力,我沒有必要一直坐在剪輯室里指手畫腳,何況我的剪輯師是行內最出色的專家之一,他知道該怎么做。”

從第一部電影到現在,Paulo 的團隊基本固定,彼此親如家人。“偶爾我會根據電影的需要調整人員。《海市蜃樓》的部分故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,我看到有個姑娘為一部80 年代題材的電影設計的服裝非常出色,就請她來負責這次的造型,因為她能做到一些別人做不到的細節。”

ORIOL PAULO | 愛與黑暗的邊緣

ORIOL PAULO

我只想把故事說得更好

拍攝《看不見的客人》時劇組遇到一個實際困難:如何找到一座坐落于雪山中的旅館?拍攝《海市蜃樓》時,困難變成了無法控制的天氣:西班牙以陽光充沛聞名,可電影中暴風雨和閃電卻起到關鍵作用。

“這是自然界真實存在的現象,所以不能靠后期的人工合成,不然就顯得很假。我可以控制電影的方方面面,可無法主導天氣,每天我們都要制定好幾套拍攝計劃,事實上每天我們都在祈禱:老天啊,給我們來點烏云吧!最后誠心還真的起了點作用。”

在演員的選擇上,他靠一點直覺的指引。“我很幸運,電影請到的演員都非常出色,在西班牙乃至歐洲都有相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,比如扮演殺手的Javier Gutierrez,他是西班牙最出色的演員之一,去年剛拿下戈雅獎(相當于西班牙的奧斯卡)的影帝。每個導演都想請到他,我很感激他加入了我的團隊。”

試鏡時,后來成為女主角Vera 扮演者的Adriana Ugarte 讓Paulo 印象深刻:“她的情緒最有感染力,我覺得這個角色她行。”Adriana 和扮演她女兒的小女孩在正式開拍前三個月就見了面。“那段時間她們一直待在一起,周末一起出去玩,在短短的時間里真的培養起了一種母女般的感情和默契。”她們的五官本來就有幾分相似,第一次見面時,看到小女孩有劉海,第二天Adriana 就去理了個同款,“于是兩人更像了”。

Paulo 在正式開拍兩個月前就把所有的演員召集在一起,讀劇本、討論、修改,然后開始彩排。“我們是在彩排中建立電影的骨架的,正式開拍時,每個人都已經胸有成竹。” 但有時為了激發演員更強烈的情感,他會刻意有所保留。在Adriana 不知情的情況下,Paulo 讓女孩錄了30 條語音消息,每天開拍前Adriana都會收到當天的版本。“那些消息說的是:‘媽媽我迷路了,我不知道我在哪兒,快來接我,我害怕’……Adriana 還沒有孩子,在這樣的方式下她完全進入了一個焦急的母親的心理狀態。”

Paulo 不是一個廢寢忘食的“工作狂”。“拍攝時我的時間把控得非常規律。當然也不會有周末,但我會保證每天有6~8 小時的睡眠。”拍攝結束后才是焦灼的日子。“制作人會要求趕制作周期,某天一定發布什么物料,可你會覺得準備的時間不夠,或是還沒有最后確定好……一切會有點混亂。”

他知道這是工作的一部分,扛過那半年,他就可以重回寫字臺前,鉆進自己平靜的小世界。“現在我手上有兩個項目,一個以西班牙真實人物為藍本,另一個是特別環境中的懸疑故事。我不知道是否會放棄‘反轉’的方式,可能會用新的方式去敘述,畢竟,我只想把故事說得更好。”他的故事中記憶往往是不可靠的,它們有時成了虛偽的證詞,有時成了隱藏懦弱的借口,他覺得這是一種人之常情。“思考方式會在歲月里改變,經驗會告訴你如何應對生活,但它也會改變你。我們會做選擇、會過濾,試圖美化快樂的部分,但那是一種頭腦的詭計。”如果有機會回到過去,和18歲那個迷惘的少年說一句忠告,Paulo 想勸他盡快放棄經濟學,這個決定沒錯。“我還會說,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對你不好的人身上,他們不值得付出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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